□ 大众报业记者 师文静

对张炜来说，2023年是收获丰厚的一年，他推出“古诗学六书”，出版了《我的原野盛宴（博物版）》，沉潜六年创作的小说《橘颂》深受读者喜爱。

近日，张炜接受记者采访，畅谈2023年的写作、阅读生活以及与作品相关的创作话题。张炜告诉记者，他现在主要是写诗：“我认为诗路是最难最长的，走得久了，有了一点觉悟，所以要好好写。”

去山区和听音乐

是读书之外最奢侈的享受

记者：能否谈谈2023年的创作情况，阅读钻研的方向？

张炜：2023年写作不多，与读者交流也不多。我在学校兼一点儿课。

我这些年读中国古典较多。二三十年来，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。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“古诗学六书”，是我在大学里与师生们切磋的记录。

记者：2023年是你文学创作50周年，你的创作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儿童文学、古诗学、文论等各种文体之间自由穿梭。那现在在写作上会把更多的宝贵时间留给哪一种类型的创作？

张炜：我现在主要是写诗。最早发表的作品是诗，然后一直没有间断。我认为诗路是最难最长的，走得久了，有了一点觉悟，所以要好好写。

记者：你说写作是自己“努力坚持的诚实和干净的工作”。写作中，有没有疲累的时刻？

张炜：写作最愉快也最累，需要全神贯注。太累了就要打住，因为要保持思维的力量。

记者：每天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呢？能否谈谈心境、生活？

张炜：我用手机通信，偶看新闻。大部分时间是关机的。主要是读纸质书。每年用来写作的集中时段不超过两三次。现在写得越来越少了。

过去一年阅读很多，写得很少。济南的南部山区是最美的地方，我的《橘颂》就写了那里。去山区和听音乐，是我读书之外最奢侈的享受。

记者：文学的热门话题总是能引发大家关注。去年还有很热的一个现象是“AI写作”。文学会不会是人类对抗AI最后的堡垒和尊严呢？

张炜：我觉得，将来人类能够干好，而AI不能的，“诗”算一类。以诗为核心的文学，可能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困难的工作，AI是无法帮忙的。

记者：现在大众获取信息、文化娱乐消遣的东西很多，社会变化也非常快，会对作家和文学创作产生叙事困扰吗？

张炜：语言艺术，诗，是生命中固有的元素。有人类就有它的存在，这个不用怀疑。它没有过时的问题，也没有消亡的问题，只有其他问题：随时代而产生的蜕变。只有化蛹为蝶，才会有飞翔。

当今的“李白热”

多少等同于“望梅止渴”

记者：2023年10月，“张炜古诗学六书”推出，《读〈诗经〉》《〈楚辞〉笔记》《陶渊明的遗产》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《唐代五诗人》《苏东坡七讲》（即《斑斓志》）首次结集出版。这是你二三十年来，对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陶渊明等，从历史、哲学、诗学、美学、文学史等角度的一次深入研究，完成了对中国古典诗学高峰成就的概览。这次结集出版是整体研究的一次暂时总结，还是古诗学研究专著已全部完成？

张炜：古诗学研究，我还在继续。不过集中写出类似大篇幅的著作，可能不会了。我从无打算写这方面的通俗读物，总是努力进入“诗学”的层面。有人如果以看闲书的心情来读这些著作，是不会对榫的。

记者：“古诗学六书”涉及的诗人和诗，都是中国传统的“大经”，如何平衡做研究与普通读者阅读的通俗性？

张炜：诗学研究著作，并不排除其好读性。“诗学”的大路大概是“生命诗学”和“审美诗学”，而不是什么考据索引。后者往往是晦涩的。人们一度对“诗学”有误解，认为只有考据索引才是真正的“大学问”。其实它们只属于整个“诗学”战役的后勤工作。走入短兵相接的诗学“前线”，就一定是吸引人的，因为它最具有生命质感和审美愉悦。

记者：你说古诗研究“要寻找现代自由诗跟中国古诗之间的关系，要接上这个传统”。该怎么理解呢？

张炜：中国人写诗，完全依赖译诗的学习和模仿，终归不是办法。借鉴传统，这是中国当代自由诗的必由之路，不管愿意与否。所以，还是要从《诗经》开始。

记者：研究这么多诗人，感同身受的是谁？

张炜：我最喜欢韩愈。李白可爱，但以世俗朋友来交往，也太不容易。这种异人，冲动起来会很突然的。李商隐的诗最好，但做朋友，可能是无趣的。

记者：去年一部以李白为主角的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火了，在年轻人群体中掀起“李白热”。怎么看这种现象？

张炜：李白最迷人的，是他巨大的才华，这蕴含在独有的生命特质之中。这个生命具有飞扬的自由，这和超人的才华密不可分。

年轻人渴望飞扬的自由，而数字时代因为无处不在的算计，人是很物质化和工具化的。所以，他们用李白的精神、对李白的想象，来满足自己。

当今的“李白热”，多少等同于“望梅止渴”。这是可以理解的精神饥渴现象。

记者：当下的年轻人或者小朋友，可以通过短视频学古诗。网上讲解古诗的短视频五花八门，你怎么看？

张炜：从简单和浅近入手，慢慢深入，进到诗学的高度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但这个过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。相反，一些人会一直停留在娱乐的层面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

记者：如果唐诗普及回归到纸质书阅读，怎么入门呢？

张炜：读原著，这永远不会错，也永远不能省略。但读太多关于他们的虚构文字，一般会是有害的。严肃的导读，诗学入门书，是好的。有人写他们的传记，结果写成了热闹的小说，大胆和轻浮地编造一些细节，这是很有害的。

多读原著，自己思悟，尽可能远离那些“鸡汤文”，应该是不会错的。“鸡汤烹手”常常专门瞄准古代大诗人、大思想家等下手。

人类战胜困苦的方法

最后也许只剩大自然本身

记者：最新长篇小说《河湾》，写了手机网络、数字时代大环境中的“厌倦”“爱情”等，这种哲思性写作是如何完成的？

张炜：我个人重视《河湾》这部书，它是我全力以赴的、与现实关系最近的一次文学表达。

全书是围绕一个网暴事件展开的。主人公为爱做好了一生的准备：忍受一切，当它的奴隶。他实在是太爱“她”了。可最后，却还是不得不割舍这种爱。可见他面临问题之严峻。

其实每个人正视一下自己的生活，会发现都多少面临了类似的严峻问题。能否割舍，关键在于有无强烈的自尊。网络时代还要这样专注和认真地谈“自尊”，这大概是此书的要害所在。

无与伦比的世俗之爱，也还是比不上正义和自尊，这想想真是无奈，真是惊心。我看到和发现了这种无奈和惊心，被深深地震撼了。我不能无动于衷。

记者：《河湾》既写了当代的“厌倦”又写了家族苦难？

张炜：苦难可以忍受，厌倦却没有办法抵抗。如果它们二者合在一起，加到人的身上，人还能有所作为，就太了不起了。我在写一个看似平凡、甚至有些委屈的“老实人”，实则非常了不起。

记者：“情绪价值”是2023年很火的词，但你很早就捕捉到了某一类人的某种情绪。你会关注年轻人的状态吗？

张炜：我非常关注年轻人的状态。他们当然有苦难，还有厌倦，这二者一块儿加在他们身上。我写《河湾》，主要是给年轻人的，好比给他们的一封长信，地址不详，不知他们能否收到。

记者：在《橘颂》《河湾》《我的原野盛宴》等作品中，不断写到自然，写自然万物的神性。尤其是《橘颂》被称为是人生奥义之书。把山村与海洋、历史与现实、坚守与遗弃、自然与人文等巧妙勾连起来，被评论家谈凤霞认为是一首化入了社会、历史、文化、精神、道德等多种意涵的“归去来兮辞”，是一首恬淡和谐、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的“归园田居”歌吟。能谈谈写作中对自然的这种持续热爱吗？

张炜：人类战胜和抵御最大艰辛和困苦的方法，到最后也许只剩下大自然本身了。人生最大的坎儿，就需要最大的助力。

猫通常被认为是各种动物中，最拥有“自我”的生命（也许没有之一），在一生最艰难的时刻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它一定要离开主人，独自与大自然相守。

记者：你多次提到创作《独药师》给你带来巨大的生命快感。这种生命性感受，主要来自哪里？

张炜：这本书是写人对长生的渴求、实验和追求。人又热衷于对剧烈的社会变革的投入，二者之间存在永恒的冲突。这是生命的谜团。这种谜团，其实每个人都无解，也都有。

记者：2023年，你还出版了《我的原野盛宴（博物版）》以及沉潜六年创作的小说《橘颂》。从《半岛哈里哈气》《少年与海》《寻找鱼王》，再到《狮子崖》《我的原野盛宴》《橘颂》等，儿童文学写作的心得是什么？

张炜：在写了好多所谓成人文学作品之后，再回到看起来简单的图画书创作、儿童文学创作，感受到的是这类作品写作难度其实很高。儿童文学需要更简洁、轻盈的阅读感觉，但又不能够浮起来，还要有厚度、有意境、有诗性。写儿童文学作品一点儿都不轻松。

诗性想象力、审美力

难以被计算所取代

记者：2023年，也正是万松浦书院开坛20周年。过去20年，万松浦书院走过的文化学术之路，举办60余次学术研讨会，从研修班走出的青年作家创作出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，“万松浦文学奖”“贝壳儿童文学周”系列学术活动等也有了很大影响力。从院长到荣誉院长，你最深的感触是什么？

张炜：书院在建院之初，就作出了一份文化保证，要继承传统书院讲学、积书、接待游学三大要务，但是要屹立在现代社会，就需要像《万松浦》杂志的三个关键词所表述的那样——“纯粹、雅正、现代”。

我在《筑万松浦记》中说过，“万松浦书院立起易，千百年后仍立则大不易”，二十年只是走过了一小段路，还有漫长的道路等待我们坚定从容地走下去。

书院屹立于当代，要以“百年书院”为目标，要具有纯粹性和现代性，急于做大做强的想法是不可取的。我们需要具体地做，扎实地做，不贪虚名，不求虚荣。对于书院文化建设，我们有敬畏，有定力，有信心。

记者：去年山东财经大学诗学研究中心成立，你担任研究中心主任。这个引发文学界关注的研究中心将如何推动诗学研究？

张炜：文学研究进入诗学层面，是更高也是更难的学术要求、学术指标。有这样的招牌、随口讲一下也容易，但是真的要抵达“诗学”这个层面，是很难的。“诗学”不光指“诗”的学问研究，更多是指文学审美最高和最核心的问题。这就是“广义的诗学”。狭义的诗学，是指专门针对诗歌的研究，这其中又分中国古诗、当代诗，国外诗歌等等，具体说来很细。

文学的核心部分、最高的部分，一般来说就是诗，所以对诗的把握、进入诗学的层面，是至难的。要推进文学研究走向高处和深处，就需要进入这个层面。这不是大众的和普及的，也不是一般的学院范式，而是更深入更专注，甚至是不乏偏僻和晦涩的。这当然是极有意义的。

我长时间从事的是文学创作，虽然也有大量精力消耗在美学文学理论及写作学方面，但毕竟不是这方面的“专门家”。我在这个机构里主要还是起个联络人召集人的作用，同时也获得了更好的学习机会。

记者：研究中心成立时，你说我们将从“狭义的诗学”走进“广义的诗学”。“广义的诗学研究”应该是怎样的研究？

张炜：这种“诗学研究”，一开始通常总是会注重对诗歌这种体裁的研究。因为这样会集中一些单纯一些，算是走入门径。但严格来说，诗学是面向整个文学的，是处理一切文学式样的审美核心问题。所有的文学形式与体裁，所有的作品，除了那些主要以娱乐为目标的通俗作品，都可以进入这种学术研究的范畴，这就是“广义的诗学”。有人可能以为“诗学研究”就是“诗歌研究”，这是误解。“诗学”这个概念本身要开阔得多。

“诗学研究中心”的成立，算得上是一件盛事。它以“诗学”命名，即突出和标记了一种学术指向。虽然类似的称谓并不少见，可我们知道，要具备与这个称谓相匹配的内容与品质，可以说是难而又难的。而我们今天要做的，就是让其名副其实。这将是一件极为困难的工作，毫不夸张地说，会是一场韧忍的坚持和跋涉，这个过程考验的不光是我们的意志力，还有数十年专业探究和学术历练中综合凝成的一种能力。

记者：你说诗路是最难最长的，自己现在主要写诗。为什么如此热爱诗？

张炜：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曾读过一本经典，这本书在评价一位神圣的人物时有一句话：“谦逊，是他全部美德中的二十五分之一”。这句评说深深地吸引了我，以至于几十年过去，还能字字清晰地背下来。它的量化和估算方法太过特异、神秘，对我来说却有一种不可言说更不可置疑的凿定感、说服力和感召力。

杰出的诗人是非凡卓越的一类人，他们天然具备的特异灵思和难言的悟想力，占其全部才华的三十分之一；无可揣测和估量的个人冲动力、岩浆一样奔涌的激情，占二十分之一；像银匠精工打磨般的技艺、勤勉与耐心，占十五分之一；而因为追求真理的恒念和执拗所引发的不断设问和探寻的好奇心，则至少占了十分之一。还有其他一些元素，因无比烦琐难以估算。如上所有数字相合，能够达成百分之百的数值比例吗？显然不能。我们知道：关于诗人的任何计算，最终都会是一笔糊涂账。诗性是不可计量的。

我们正处于从未经历过的数字时代，一个以高度计算能力为特长的高科技社会。在这样的时期，只有诗，诗性想象力、审美力，才难以被无所不在的计算所取代。超级计算可以极大地提升和改变生活，同时也会带来思维的概念化、唯理化和模板化。而审美力的缺失，科技是无法弥补的。事关人类未来的诸多要素，一定包含不可沉沦的审美想象力。放眼人类历史，我们还找不到一个拥有远大前程的民族，会是人文素质低下、诗性枯竭的群体。（转载：大众日报）